2008年11月21日，上访老户老周走进主管民事的张院长的办公室，递给了他一封感谢信：“真心感谢新野县法院的领导和办案法官，他们耐心调解、和谐司法，我们的案件心平气和地解决了......”一起原本可能引起上访的案件在我手上得到了圆满解决，很多同事纷纷过来探寻秘诀。其实，并没有什么秘诀，只是在案件处理中，我把当事人真心当朋友，以朋友的身份去为双方当事人化解纠纷。

    孙媳离家出走  气坏上访老户

    2008年6月份的一天，庭长交给我一叠诉讼材料，提醒我说：“这个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老周是我县的上访老户，你审理这个案件要细心点，别让他缠住了。”原来，十年前,老周为梁某涉嫌故意伤害老周一案，对某单位的处理结果一直不服，每年都要去北京上访，早被县里定为重点稳控对象。这些年来，老周已去北京上访达十多次，至今事情尚未得到解决。我心里想，奥运会召开在即，如果老周对这个案件的处理结果不满意，去北京上访了，事情就复杂了。案件非常棘手，拿到案卷后，我就直挠头，听说上访老户都很固执、难缠，何况他是上访多年的老上访人。可既然到了法院，妥善处理成为了我唯一的选择。要想妥善处理，必须在调解上下足工夫。

    翻看起诉状后，我发现案情并不复杂：原告小周与被告小张系同村人，双方经媒人介绍于2008年元月按农村风俗举行了结婚仪式，但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。在结婚十天后，小张离家出走，从此下落不明。因小周的父母均在外地打工，小周的婚事由其爷爷老周一手操办，老周想到为结婚花了好几万元，人又跑了，落个人财两空，非常气愤，就让小周将小张和其父亲老张诉至法院，要求他们二人共同赔偿订婚钱、彩礼和操办婚事等花费的2.5万元。小周写了委托授权书，全权委托他爷爷老周参加诉讼。

    我在了解到原告的请求后，通知被告老张来法庭应诉。老张到法庭后，只承认收到老张家8000元彩礼，为操办婚事钱已花完，现在同意退5000元。我心想，按照婚姻法有关的司法解释，对于男女双方未办理登记的，彩礼应当返还，那么老张家应当退小周8000元，虽然现在老张只同意退5000元，但双方差距并不大，只要有足够的耐心，这个案件就能调解成功。

    调解初师未捷，反增许多偏见

    我对案件的调解充满了信心，等老张走后，立即打电话通知老周和小周来法庭调解。半个小时后，老周骑车过来了，见面就说：“家里我当家，都是我说了算，我没让孙子来，有啥跟我说就中。”我和颜悦色地给老周倒了杯开水，与他拉起了家常。聊了一会儿，我觉得已取得老周的初步信任，就向他说起调解的好处，问他是否同意法庭调解。一听说要调解此案，刚刚还和善的老周马上站起身来说：“我到法院来起诉，就是要个公道。如果能调解的话，在家里就调解了，来法院干什么！我不同意调解，我要的是判决书。”接着，老周从兜里掏出一张诉状，要求增加诉讼请求，称由于小张离家出走，给小周的精神造成伤害，要求被告再赔偿小周精神损失费1万元。依据相关法律规定，法院一般不会支持小周关于精神损害的请求，我就对老周说：“婚姻是大事，既然不能过到一起，那就好和好散。别闹得跟仇人一样。按照法律规定，关于精神损害的请求，最后法院不会支持，你还是少要点，把事情圆满解决了算了。”我话音未落，老周立即跳了起来，指着我说：“你是咋了，一调解就让我降低钱数。是不是跟对方有啥关系！别说让她家赔3万5，就算她家赔我家10万元也抵不住我孙子的损失。”最后，老周不顾我的劝解，撂下话说：“如果这次法院不能公正地处理这个事，我就到省里、北京说理去。”说完，他就起身走了。没想到头一次照面，没能调解成，反而让老周对我产生了偏见。

    与上访老户做朋友  妥善化解纠纷

    接下来，为了能尽快找到突破老周防线的办法，我先到老周所在的村委会找到村干部，询问小张与小周家的情况。巧的是，我遇到了与老周同村的老李。老李是我以前案件的当事人，对我处理他的案件很满意，尤其重要的是，他和老周关系很近。灵机一动，我决定让老李帮我做老周的思想工作。老李当即答应了，把我领到老周家。老周正在家垒墙，看到我来了，吭都不吭一声。老李忙对老周介绍我：“王法官以前审理过我的案件，办案很公正，你就别担心了。”我递给老周一支烟，说；“你歇歇吧，我帮你干一会。”说着，我拿起砖头干了起来。后来，老周看我累得满脸大汗，真心实意帮他干活，有些过意不去了，忙给我搬过来一个椅子，让我歇歇。老周也搬个凳子坐了下来，说：“其实我也不是不愿意调解，主要是这个事以前我们私下已调解过，但他家给的钱太少，所以没调解成。现在看你诚心调解我们这个事，我给你说个价，只要他们赔偿三万元，这个事情就解决了。”虽说这个数额老张不一定能接受，但是老周能够同意调解，并作出一定的让步，看来这个案件调解还是有希望的。

    由于小张下落不明，法院向小张发出公告，通知其六十日内参加诉讼。我充分利用这段时间，不时去老周家中和他聊天。听他发表对案件的看法和对法律的理解，只要他愿意说，我都耐心地听他讲。我发现他对法律有一定的了解，对社会也存在着片面的认识，但他很有正义感，嫉恶如仇。随着我去的次数多了，老周对我的态度慢慢地好起来。我把对方近期的调解意见说给他听，并与他交换对案件的看法，他的调解数额也在我的一次次走访中降了下来。

    在奥运会期间，防止出现赴京上访事件，我每个星期都要抽时间去老周家，和他聊聊家常，帮着干点农活。最后，老周察觉到我担心他赴京上访，就说：“小王，你以后不用经常来，咱们现在都这么熟了。我也了解了你的为人，相信你会公正地处理这个案件。放心，只要是你审理这个案件，我就不会去北京上访。”在以后的日子里，老周跟我谈起了他十多年的上访经历，满脸辛酸地说：“上访十来年，我早受够了，只要能把问题解决了，谁愿意上访找罪受啊。”就这样，经过近五个月的交流，老周与我越来越熟，把我当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。最后，他主动说服孙子，把调解数额降到了一万五。经过多次做调解工作，老张只愿意出一万四，中间还有一千元的差距。２００８年11月18日，我再次到老周家。老周看我面有难色，忙问咋了。听我把事情说完，他一拍大腿说：“算了，就按他家说的一万四。我儿子回来了让他埋怨我吧。我实在不忍心让你再跑腿了。”我听后很受感动，有人说上访老户不好接触，其实他们也重情啊。

    第二天，老周与老张达成了调解协议。

    圆满解决这起案件后，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，重新梳理了此中细节，感触颇多：对于上访老户，很多法官存在偏见，认为他们思想偏执，不容易接触。有的法官认为上访人都很难缠，审理案件存在畏难情绪。其实，通过和老周接触我了解到，大多数上访人员，都是在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，进而对所有工作人员都持怀疑态度，认为他们可能是敷衍了事，并不是诚心为他们解决问题。我们应该主动接近当事人，努力消除他们的误解，耐心倾听他们的心声。所有的感触融为一句话：动真情地去做调解工作，再困难的事也会变得容易了。